映象新闻

」 賀錦麗早前也曾參加黨內總統提名初選，是拜登的勁敵之一。

它的三面有柱列羅馬建築，其上還加建了中世紀威尼斯式建築。我遲滯地站在那兒，不知道我到底在何處，並在那一刻感到生命虛擲。

「第一次經驗理當短暫而強烈。它厚達七呎，高達五十呎，牆面上斑駁著自裂縫長出來的灌木，並且因為很久以前就被磚塊封起來的拱窗而顯得斷斷續續。由窄巷走入柱列迴廊後，我的右邊另外一排柱子之間是幾座羅馬風和早期哥德風格的華宅，而它們的門楣和陽台都已變黑，並在鹹風中腐杇。在南斯拉夫海岸，召喚的則是巴爾幹和亞洲。眾人一語不發，讓路予他， 一如大地以耐心包容眾生。

繼續沿著港口前往市區，我在一座小公園的長椅上度過一夜。在西西里，文化大雜燴幽閉在考古遺址、教堂和博物館中。幾個關鍵因素會影響防疫的效果：是否尊重流行病控制的專業實作，而不是將政治議程凌駕在醫學專業判斷之上。

武漢封城期間，所有公共交通都停擺，整個社會陷入混亂和恐慌，沒有做好封鎖的配套。一、審查與新型冠狀病毒防疫 曾金燕（以下簡稱「曾」）：紹華老師您好，2018年出版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是一部針對1949年後的當代中國防疫史。雖然確診者數量有上升，但就其和中國鄰近的情況下來說，疫情控制的效果確實很明顯，對公眾生活的影響也不至於像武漢的封城那樣巨大。您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從政治（國族、階級、宗教的政治）、科學（生物醫學發展）、社會文化（疾病隱喻帶來的情緒勞動、汙名等）相互扭結的維度，書寫了麻風醫生集體的個人生命史、全球公共衛生視角下的防疫政策和實踐史，以及中國的社會政治史。

病人有沒有得到照顧呢？民生有沒有得到照顧？封鎖和疫情對身在其中的人帶來怎樣的心理影響，以及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次生災害？病人死了，人被隔離了，儘管具體的數字還是不清楚，隨著時間過去疫情終究會緩和下來。各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作法，都是一場大型的公共衛生實驗，公共衛生防疫的反應在社會治理透明與不透明的社會有很大的區別。

個人專著有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出版社，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這一次，雖然每個國家採取隔離措施，但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存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差異，必須對封鎖的時機、封鎖的配套措施、封鎖的代價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才能說清楚什麼是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和良好的社會治理。因為疫情爆發時，當志願者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有一些家屬會強烈抗議，大家需要承受很大的身心壓力。一場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一定是在特定處境下有綜合的配套措施才能起作用的。

從這點來看，我覺得中國的民間不是沒有進步，我蠻感動。後來雖然採取了針對性的禁航政策，但也沒有超前部署和全面篩檢，甚至戴口罩的現象也不如台灣普及。1月23日武漢封城，後來其他省市也有區域性的封鎖。也許是他們個人衛生的習慣一向非常良好的原因嗎？比如回家進門第一件事是洗手，社交上也不是很多肢體語言如擁抱等的文化習慣。

但即使這樣，以現在看得到的資訊，大家至少已經可以去作一些檢討，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針對不合理的情況，例如：檢討怎麼做應該可以不會造成這麼多人死亡、更少的醫護傷亡、付出更少的人類福祉代價。他們是靠什麼來控制疫情不至於像歐美、中國等國家那麼嚴重的呢？我還沒有看到很詳細的報導。

近年出版《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出版社，2018），《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春山出版社，2019）。文：曾金燕 「防疫」中國：對話劉紹華 劉紹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系人類學組博士畢業，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其研究從疾病的角度切入，例如愛滋、吸毒、或麻風病等，去分析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

資訊和社會治理是否透明。中國的情況，一開始是隱瞞疫情，然後突然迅速拉高警戒。封鎖、隔離作為流行病控制的有效措施從19世紀到現在一直在用，只是規模看疫情而定，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普遍且大規模的隔離。此外，也從公共衛生與環境變遷面向，去理解如國家或市場等外力、制度在此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國通過高壓手段來控制疫情，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會有立即的效用，但背後的代價相當大，而且不一定能被看見。在台灣，由於一直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戒，也不信任中國不透明的政治話語，加上2003年SARS疫情的經驗，一開始就採取了「超前部署」的策略——比如很早就針對武漢停止往來、然後是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入關者進行檢疫，用疫調方法追蹤調查確診者以及與確診者有過接觸的人，採取隔離措施——不是整個社會的隔離封鎖，而是針對確診者和有風險者的隔離。

韓國的情況不一樣，由於疫情在新天地教會突然爆發，韓國沒有機會做到「超前部署」，但馬上採取了「普遍篩檢」加隔離的策略，算是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疫情，是屬於危機處理得好的情況。但這究竟是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起作用？還是封鎖隔離機制下疫情本身就可能緩解？我們現在還不能獲得完整的訊息來充分分析。

剛開始那種防疫方式，好像就是你在裡面自生自滅，只要不要傳染出來，就叫做防疫，並沒有在防疫之時還是要照顧病人的概念中文版權頁標誌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在清末出現時，它更多的目的是在保護中國出版商而非個人的創造發明。

更有甚者，隨著美國對華商業活動的增加及其帶來的各種內外效應，對美國人而言更由此激發了一種改變中國的巨大圖像，這種巨大的想像貫穿於本書各個章節。19世紀末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指導者是一批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他們是1898年美國宣告門戶開放政策的催生者。

對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版權關乎中國人如何開眼看世界的途徑。此時中美兩國出於太平洋航運中急缺商船的快速需求，而讓江南造船廠成功為美國人打造了四艘巨輪，而簽約之日中國已成為協約國家陣營的一員，美國人更順勢將此約高舉為中國對協約國家打造輪船的貢獻。這也是本書將清法戰爭作為本書的起點，此後經歷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逐步樹立了美國在國際間大國地位及其對中國事務的影響。美國以工商立國，大資本家和政府之間本來就有微妙難解的政商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一戰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氛圍中，已有知識分子意識到若能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將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人呼籲應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來證明中國是泱泱大國。遲至1990年代台海兩岸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成為會員，回溯清末民初中美版權之爭所顯現的文化傳遞、碰撞、妥協，以及中國如何迎向世界的大道歷程，迄今仍值得深思。

1920年1月《密勒氏評論報》，刊出經營機械進口的美商慎昌洋行的巨幅廣告，很貼切地反映了一戰以後美國人拿著一把巨大的工程（engineering）鎖匙，期待用造橋、鋪軌、設廠、河川整治、發展航運等工業化科技，來改變「孔老夫子」國度的旺盛企圖心。從清法戰爭的海防危急、一次大戰提供的經濟發展契機、二次大戰中的國家存亡關鍵，歷經清末、北洋到民國政府，不同政權一次次把握機會，利用各種手段與美國人互相利用（mutual exploitation）和互相合作，以拯救中國正待開展的自強事業或是化解一場國際危機。

文：吳翎君 結論 本書關注近代中國從19世紀末，對應一個初崛起於世界舞台邊緣的美國，到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舞台的中心，藉由數項重要主題探討近代中國在國家治理的內外策略，以及美國人如何通過企業、技術及相關的多元渠道，將中國拉入國際化的進程。這件事在中美兩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上都有特殊的意義。

在華洋會審公廨開庭的結果，中國人總是勝訴的一方，成為清末民初中外交涉中極為罕見的勝局。在近代中美關係發展的任何階段，美國商人及後來形成的院外集團（lobby）都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中極具分量的利益團體。儘管如此，保護國際知識產權的概念也逐漸為中國人所知悉。本書探討的清末以來的中美版權之爭，看出美國在1903年和1946年兩次商約談判中均對中國做出較大的讓利，比起對日本的商約條件也更加寬厚，甚至1946年談判中關於知識產權的內容因中方無法達到美國提出的條件，最後仍依照1903年的商約為規範。

美國資本家始終對中國的廣大市場帶有一種美好想像，儘管1920年代以前美國對華貿易整體量不大，但在個別的企業投資上（如煤油、航運、菸草、零件進口等）仍有不可忽視、甚且幾乎壟斷中國市場的影響力。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大戰結束，間隔四十餘年的條約交涉歷程，中國堅持尚無給予外人保護知識產權的條件而獲得學習西學的方便之門。

在近代中外交涉中為何時常聽到美國人索取知識產權之事？儘管美國人建國之初也頻頻偷取曾為殖民母國大英帝國的發明財產權，但美國人非常保護本國人民的創制發明權利，且寫入美國憲法修正案中，美國人特別保護個人藝文創作和企業家創新精神其來有自，成為美國社會中一種尊重知識產權的共識價值。當世界第一部國際版權公約《伯爾尼公約》1886年於瑞士簽訂，中國人惶然不知此約為何。

歐洲列強在1892年始將它們駐華盛頓的外交使節由公使升格為大使，當時對歐洲主要國家而言，美國尚是一個次級邊緣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衰敗的帝國，在清法戰爭時期的這樁買賣，美國政府很機巧地協助中國，且將旗昌的合約定義為私人企業間的行為，可說是兩個次等國家在清法戰爭時期進行的一樁奇特的軍工事業合作。一戰以後，美國躍升為國際強權，出於地緣政治上的考量，太平洋地區對維繫其國際強權地位愈為重要，美國國務院始積極推動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用力敲開中國大門，並由華盛頓政治精英將美國國家安全的競爭披上良善道德主義的外交詞令（先不論其動機好壞）。